少将厂长云铎──回顾战后初期的接收

  •    2020-07-07
  • 中华民国政府将位于四川成都「第三飞机製造厂」迁至台湾之前,最早来台的外省人即有一批空军技术人员,有关后续接收日本留下的物资与建厂的工作,台籍员工则在基层扮演重要角色。

    据厂长云铎先生回忆指出,1945年八月,日本宣告投降,「航空委员会」第三飞机製造厂接到紧急通知,要去台湾接收航空工厂。九月初,他从南京搭乘日军运输机前往,随行的还有副厂长陆履坦和机工股长汤兰第,任务是接收在台湾的「日本海军第61航空工厂」和「陆军第5野战航空修理厂」。

    少将厂长云铎──回顾战后初期的接收

    由于美军的轰炸,这两个工厂早已疏散到各地,云铎等人因此搭乘日军飞机环岛查看三天,从台北出发,包括新竹、台中、丰原、员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冈山、屏东、花莲、宜兰,飞机频繁起降,认真视察各地机场、工厂、仓库、山洞和码头。

    云铎说,在他们视察过程,不少人自动引导,提供情况,有人当翻译,有人检举日本人隐藏物资设备等,更多人主动保管物资、维护和登记,不计报酬,没有名义。初期的接收调查工作,就是这样依靠台湾员工协助开始的。

    据他视察的印象,这两厂并不从事工业生产,而是专业后勤服务。从被轰炸后疏散的物资、设备看,则範围很广,包括机场、土地、房舍、仓库、物资、设备等。从业务看,既有武器和设备供应及维修,也有较强的产品製造能力,包括航空零附件、设备、工具以至枪砲弹药、服装给养等。尤有甚者,日本以战争名义,强制徵用大量民间物资、设备、器材、车辆等,搜罗殆尽。

    当年三十多岁的云铎,看到许多据点都有一座仓库,里面堆满各种型别、尺寸、材料和用途的工业砂轮,可供第三厂使用几十年。至于飞机的发动机、零附件、机器、车船、武器、弹药,品种繁多,数量很大,有好有坏,露天散置,实际数字无法得知。

    十月初,云铎返回重庆筹备接收工作,并徵聘将来台湾的人员,多数是二十多岁且大学毕业者,年纪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岁左右。隔年一月,首批二十多人陆续抵达台北,立即分配每人负责一个地区,各地并设办事处。总办事处在台北,每天準时由日军两个厂长前来汇报,核对接管事宜。

    云铎指出,因第三厂在成都的大批员工和眷属来台时间未定,又不能等待,所以有一项重要措施,就是「大胆信任和谨慎选用原厂台湾员工」。接管工作急如星火,日军每天送来交接清册堆积如山,必须及时检查纠正,于是授权各办事处慎重物色原厂员工,纳入厂籍,正式参加工作,接收任务乃全面迅速展开。

    台湾地区日本投降仪式举行后,国军和各方面接收大员纷纷来台,各地的不动产、机场、能使用的各式飞机、车辆、军械以及非航空物资,均移交给新成立的「空军台北地区司令部」,第三厂则仍拥有大量的房舍、机器、设备、工具、材料以及卡车数百辆、汽油千余桶。

    1946年六月,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,由于和美国波音公司签订一百架PT-17教练机的製造权合约,该年年底,空军确定第三厂在台湾建设新厂,厂址选在原为「日本零式飞机基地」的台中水湳。成都厂大批员工和眷属陆续到台湾后,也都立即到台中居住和工作。

    少将厂长云铎──回顾战后初期的接收

    二二八事件爆发,官拜少将的云铎于三月下旬曾返回南京,回到台湾后,1948年二月,第一架PT-17教练机「蔓平号」试飞成功,功不可没。他的回忆录是1980年代后期奉中国官方指示,对自己前半生所做的交代,台湾杂誌2007年取得该文发表。

    云铎江苏镇江人,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,赴义大利罗马大学航空研究班深造,1938年回国任职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。共产党执政后,担任南京航空学校教授,长期从事机械工程教学和研究工作。

    2008年,透过网际网路,云铎孙女和我联繫上,还传来一张祖父近照送我。隔年十一月,云铎去世,享寿九十八岁,葬于南京雨花台功德园。

    历史学者曾令毅指出,「云铎在台湾的功劳,是充份信任台籍员工,二二八事件时也因为留用台籍员工之故,解决了吴振武与谢雪红等合谋争夺水湳机场防务的一场武装冲突(但其后厂长及居中调停的台籍员工,却因为此事被调查处刑,促成云铎投共的主因)。

    这与松山机场由台人陈金水中校接收一样,因台人居中调停很快的解决了纷争。相较之下,嘉义机场因为早早解雇台籍员工,填进大量外省缺,故事件发生后,无人能事先居中协调,徒生屠杀惨剧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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